“北大國際EMBA—CMRC中國經濟觀察”22次報告會召開

　　“北大國際EMBA--CMRC中國經濟觀察”第22次報告會于2010年7月24日下午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萬眾樓舉行。本次報告會側重討論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宏觀經濟形勢等熱點問題。會議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北大國際盧鋒教授和徐建國教授主持，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教授、中共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法國巴黎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陳興動先生、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博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宋國青教授、盧鋒教授發表演講并回答聽眾提問。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NSD）2010年4月決定組建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China Macroeconomic Research Center：CMRC），盧鋒教授首先介紹有關情況。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成長面臨大量新現象和新問題，需要學術界圍繞現實深入研究。NSD/ CCER有一支長期關注和重視宏觀經濟研究的教授團隊，宏觀經濟學教學科研是傳統優勢領域之一。建立CMRC有助于更好發揮潛力，提高宏觀經濟學教學和科研水平，為北大同學和社會各界提供更多更好服務。CMRC將繼續舉辦季度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并開展其它有關開放宏觀經濟的研究工作。
　　然后盧鋒教授根據第21次“朗潤預測”匯總結果，用四句話概括20多家特約宏觀預測機構對2010年第3季度我國宏觀經濟走勢看法：“經濟增速走低，物價漲勢見頂，貿易順差回升，‘兩率’波瀾不驚”。
　　曾湘泉：對當前就業形勢幾點認識和思考
　　曾湘泉教授回顧了2009年至今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幾起重大事件。一是民工荒。2009年下半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勁復蘇，沿海地區，尤其是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用工短缺問題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缺工現象主要集中在對農民工需求大、工資收入低、工資強度大和工作環境差的加工制造業和服務業。
　　二是富士康跳樓事件。2010年1月至5月，富士康共發生15起跳樓事件，尤其在5月份呈現爆發式增長，月內發生9起。富士康于6月2日宣布將一線員工的基本薪資從每月900元上調至1200元，又于6月7日宣布從今年10月1日起考核合格的一線員工薪資將上調至2000元，上調幅度超過了66%。
　　三是本田罷工事件。今年5月27日，本田公司發布消息，稱該公司位于廣東省佛山市的零部件工廠的中國工人要求加薪而罷工。零部件供應的中斷，致使4家在華整車工廠也被迫停產。6月4日，勞資雙方經談判達成協議，每位工人月工資增加500元，平均月薪增加至2044元。這一事件反映了收入分配不公、企業忽視勞動者權益、非法用工、工人維權意識和集體意識的提高，以及缺乏問題解決的正規渠道等。
　　四是漲薪潮。前面三起事件歸根結底均與工人工資低有關。6月8日，深圳公布了《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方案》，宣布自7月開始，深圳市關內外最低工資標準統一提高至1100元/月，關內外漲幅分別達11%和22%，創下深圳歷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的最高幅度。從7月1日開始，北京等10個省市相繼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用工荒、政府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推動、通脹導致生活成本增加等都構成了本次漲薪潮的原因。
　　基于以上事件，曾教授引出四個問題：中國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是否已經改變，低工資時代是否預計結束，勞資關系的力量對比是否已經改變，以及政策取向應是什么。曾教授也給出自己對問題的幾點認識與思考。首先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職位空缺仍需高度重視。基于他以前的一項研究，在一定的假設條件下，2006-2020年間15-24歲勞動力人口持續下降，至2020年僅有約目前一般的勞動力；而55-64歲的勞動力人口一直在增加�？傮w而言，中國勞動力供給總量仍然巨大。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掩蓋了目前的供求矛盾。根據中國就業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就業季度報告，金融危機帶來的就業壓力已得到舒緩，09年1季度就業壓力處于頂峰，現在已處于低點。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公布的登記失業率很低，但自然失業率非常高，一是由于摩擦性失業，目前中介還不發達，勞動力市場的信息不充分。二是因為結構性失業，盡管勞動力市場有空缺，但求職者沒有掌握所需的技能，結果繼續失業。
　　其次，就業質量成為新關注點，就業不充分、不穩定成為突出問題。這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隨著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提高，農民的季節性就業更加突出；外出打工者很容易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且權益得不到保障；許多就業者的勞動關系不穩定，如派遣員工。舉幾個例子。安徽省宿州市埇橋區的調查顯示，2009年當地外出打工者中約有14.2%并無固定工作或者從事廢舊物品收購等自營職業。2009年高校畢業生調查顯示，有接收單位但尚未簽約者占畢業生總數的24.3%，除了用人單位還在走程序的原因，其他主要原因是用人單位提供的工作為臨時性工作以及對工作不滿意而暫時未與用人單位簽約。
　　再次，就業能力是制約轉型的最大障礙。據麥肯錫調查，中國每年新培養出約160萬名工程師，是美國的9倍。然而，其中只有約16萬名具備跨國公司工作所需的實用技能和語言技能。2009年對中關村地區的調查發現，“高校畢業生的就業能力與用人單位的實際需要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成為大學生就業難的首要長期原因。
　　第四，勞資關系受全球經濟影響呈現復雜化特征，理論研究和管理措施亟待強化。雖然人才競爭促使高端的人才市場價格上升，但低端的勞工市場難以全球化，工資呈向下競爭態勢。同時全球勞資關系復雜化，如國家間出現崗位競爭，勞資沖突由民事事件演變為刑事事件等。
　　最后曾教授給出了幾點政策建議：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建立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加大改革力度，緩解結構性失業；提高養老金水平，降低老年人口勞動參與率；加大中介服務建設，減少摩擦性失業；工會組織實現專業化和職業化，增強集體談判能力；建設和發展中小城市，從構建中國未來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式來思考就業戰略；重視勞動科學的研究和人才培養。
　　周天勇：中國的勞動力市場與劉易斯拐點
　　周天勇教授討論了當前有關勞動力市場和劉易斯拐點的兩大爭論。一是劉易斯拐點是否已經到來。如果已經來了，那中國的就業問題就沒有如此嚴峻，勞動力供需市場就會平衡。二是劉易斯拐點之前是否應該漲工資、提高勞動力成本。按照劉易斯拐點的含義，在拐點到來之前，勞動力無限供給，工資不會上漲，如果漲工資將使中國失去競爭優勢。但事實是近年來農民工工資持續上漲。
　　解決爭論需要考慮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特殊性，比如城鄉二元結構使人口難以自由流動；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的勞動力退出存在障礙；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勞動力進入和退出都較為自由，但隨著社保制度的完善，退出難度也在增加；工會基本不發揮作用等。而劉易斯拐點暗含的假設是人口自由流動以及勞動力資源能自動合理地分配到各個產業，這與中國的現實并不吻合。
　　關于第二條爭論劉易斯拐點之前是否應該漲工資，周教授持肯定的態度。他認為農民工工資上漲有兩點原因。一是國家近年來對農業投入較大，農村收入不斷增加，若要農民從農村轉移出來需要給予更高的工資。二是隨著物價上升和社會保險金繳費的增加，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提高。因而農民工工資上漲是一個不可抗拒的趨勢，并會一直延續下去。
　　工資上漲對經濟的作用是雙面的，一方面在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情況下，工資上漲會使失業率上升；另一方面，工資成本的上升會迫使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業盡快調整與升級。針對這些問題，政府首先要改變服務業增加值比例和服務業就業比例過低的局面，積極促進服務業發展，以吸收制造業因資本密集度增加而富余出來的勞動力。其次，由于工資上漲后企業生產成本增加，政府應考慮減輕企業稅費負擔，避免其破產而使失業率上升。中國的名義稅率僅次于法國，如果算入征收的費，可能已經超過法國。對企業而言，應加快技術進步、擴大品牌優勢、提高競爭力，同時加強管理、降低成本。
　　關于第一條爭論劉易斯拐點是否已經到來，周教授持否定的態度。從勞動力供給方面看，首先，中國目前的人口密度位居世界第11位。但如果分區域看，在騰沖至黑河一線以西，64%的國土面積上僅有5%的人口，而在該線以東，36%的國土面積上承載了95%的人口，這一區域的人口密度則位居全世界第3，僅次于孟加拉國和印度。其次，中國農業勞動力人均耕地僅高于孟加拉國和越南，位居全世界倒數第3位。第三，雖然農村中許多青壯年已轉移到城市，但還有許多老人以及婦女。并且每年還新增大量的農村初、高中畢業生業向城市流動。第四，農業機械化程度的提高也擠出大量剩余勞動力�？傮w而言，農業勞動力的數量仍然巨大。
　　在勞動力需求方面，首先分所有制結構看，國有和集體企業在高峰時期曾雇傭1億3千多萬勞動力，現在國有企業雇傭人數不到3千萬，集體企業雇傭人數不到5百萬，而且還在繼續減少。其次分產業結構看，40%勞動力在農業，27%在工業，34%在第三產業。但去年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降到10%以下，可見農業的勞動生產率與工業和第三產業相差有多大，而劉易斯拐點的假設之一是農村和城市的勞動生產率大體相當。再次從企業規模結構看，地方許多企業都是大型工業企業，提供就業機會很少。因此，將中國勞動力的供需結合起來看，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的觀點不能成立。
　　盧鋒：希臘債務危機觀察
　　2009年10月21日希臘政府上調赤字率，導致希臘債券評級下調，希臘危機逐步浮出水面。經過曠日持久討論，歐盟和IMF在2010年5月上旬危機急劇惡化形勢下召開緊急會議并達成一致意見，推出總額7500億歐元救助計劃。此后希臘危機步入調整階段。
　　救援計劃使危機局面得到控制，然而化解和根治危機仍存在不確定性，后續演變面臨三種前景。一是逐步化解的合意前景，即希臘以及歐元區債務嚴重國家推進結構調整并以放慢增長為代價走出危機，從目前情況看這一可能性較大。二是如果危機擴散到其他國家，如果銀行流動性困難轉變為銀行危機，危機可能進一步惡化。三是希臘或若干國家退出歐元區，可能出現歐元動搖甚至更糟糕形勢，發生這類情況概率很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五方面因素影響危機演變前景。一是希臘能否協調國內矛盾實施調整？梳理媒體報道，危機以來至少已發生14起罷工抗議事件，調節社會壓力構成重大考驗。二是德國等需要在財務上施以援手國家，能否有效管理國內利益矛盾和政治壓力，維持和鞏固歐元區國家之間合作意愿。銀行流動性困難及其演變為銀行危機的潛在風險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和化解。歐元區國家之間傳染效應能否得到控制。最后是歐元區政治家和公眾能否力在建立財政約束和有序退出機制方面取得突破，解決避免未來危機的深層根源。
　　希臘危機由一系列復雜因素造成，從開放宏觀分析視角看，持續“雙赤字”以及缺失貨幣調節手段具有關鍵影響。希臘增長方式失衡伴隨過度赤字和債務。從總需求分解角度看，1990-2008年間希臘經濟增長對消費依賴程度高達89%。高赤字是消費驅動增長模式關鍵支持條件。1990-2009年年均赤字率高達7%以上，只有一年達到3%標準。債務率一直接近100%，2009年高達110%。
　　希臘服務貿易一直有盈余，但是貨物貿易赤字率20多年一直在兩位數高位，貿易赤字率從1990年8.7%加劇到2002年14.4%，金融危機前幾年在11%-12%高位波動。巨額貿易赤字與財政赤字匹配成雙赤字。
　　雙赤字導致希臘政府負債結構高外債特征。外債從2004年1220億歐元持續飆升到2009年2240億歐元，外債占GDP比率從2004年66%增長到2009年90%。歷史經驗表明，外債比率過高更容易發生違約等債務危機。背負“雙赤字”重壓的希臘經濟面對外部沖擊處于極為脆弱地位。
　　加入歐元區喪失貨幣調節手段。上世紀70-80年代希臘也經歷宏觀嚴重失衡，1973-1993年一直面臨二位數通脹率。這一時期希臘“德拉克馬（Drachm）”貶值7倍多控制外部赤字失控性擴大，利率從5%提升到18%調節內部失衡。宏觀管理失序拖累當時增長，但是困難局限在國內，也沒有目前這樣緊急深重危機。新世紀歐元時代希臘外部嚴重失衡加劇，然而希臘實際匯率反而升值20%。在一定時期可以依賴“借來的信用”低成本外部融資背景下，希臘政府缺乏足夠壓力調節過度債務。最終釀成嚴重危機惡果。
　　依據國際機構最近預測，如希臘危機就此逐步化解，對全球經濟影響比較有限，歐元區、美國、亞洲新興經濟體2010-2014年年均GDP缺口擴大0.4%到0.16%。如危機惡化，則有嚴重影響：上述經濟體年均GDP缺口擴大0.83%到2.15%。全球經濟直到2014年底仍處于GDP正缺口的不景氣狀態。
　　歐洲債務危機對我國影響可以從貿易、投資和經濟政策等不同方面觀察。從貿易角度看，對歐洲主要高負債國家（GIIPS）出口在2009年占我國出口3.5%，對希臘出口僅占0.25%。只要危機不擴散至整個更多國家甚至整個歐元區，危機對中國貿易的影響應相當有限。
　　從投資角度看，根據COFER數據，近年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中有約30%投資于歐元資產。如果中國儲備投資結構與此類似，持有歐元資產規模可能高達7000億美元之數。歐元貶值對我國儲備投資收益影響顯著，萬一出現歐元動搖最壞局面，我國將面臨重大利益損失。考慮我國儲備投資比較重視安全性和流動性原則，此前直接投資希臘等國債券規�；蛟S較小。
　　從經濟政策角度看，歐債危機一度使人民幣匯率政策更為謹慎。不過長期來看，歐債危機表明巨額外匯儲備資產投資具有內生性風險，因此可能有助于我國重新審視當代全球化環境，選擇更為靈活人民幣匯率體制，避免大國追趕階段積累過多外匯儲備導致內生性風險。另一方面，歐債危機增加全球經濟不確定性，會使中國對全面退出經濟刺激政策更為審慎。
　　還應看到中國經濟與歐債危機具有雙向影響性質。中國經濟增長有助于推動世界經濟增長，有利于希臘和歐洲應對危機。由于歐元走弱等方面因素作用，今年3-4月我國從希臘進口同比增長40%，從歐盟進口同比增長30%。我國企業參與投資有助于希臘等國實施經濟調整和應對危機。
　　希臘危機對“重溫常識”具有多方面啟示。現代市場經濟運行是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作用相互交織結果，歐債危機說明認為只有市場失敗才會導致危機看法并不準確。危機強調財政紀律重要性：“3%和60%”標準說明歐盟深知財政紀律重要，然而未能真正付諸實踐，結果受到懲罰。危機提示宏觀失衡危害。經濟增長近九成靠消費推動，貿易赤字比率十多年持續超過10%，宏觀增長方式失衡促成希臘債務危機。
　　希臘危機警示需要重估放棄主權貨幣工具的代價。單一貨幣帶來明顯利益，如節省交易成本，促進要素流動，“借來”信譽降低融資成本等。然而放棄匯率和貨幣調節的真實代價，則要通過重大危機才能被具體認知。在財政有效約束/財政一體化前提條件不能滿足時，放棄國別匯率和貨幣政策調節機制難以持續并蘊含重大風險。這對我國如何評估當代國際貨幣體系以及選擇人民幣匯率體制具有重要認識借鑒意義。
　　陳興動：歐洲大緊縮與中國結構性緊縮
　　陳興動先生闡述了歐洲實施大緊縮政策的必要性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并對中國當前結構性緊縮政策進行評價分析及調整建議。
　　歐洲采取減赤的緊縮政策主要有兩個理由。第一，2008年以美國為主的次貸危機導致全球出現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2009年全球政治領袖基本達成共識，要團結一致避免出現20世紀30年代的大簫條。然而，歐洲發現其刺激政策對歐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很小，由于歐洲的消費占GDP比重相當高，刺激政策相當于政府采取借債的辦法支持老百姓消費，這些消費創造的需求卻流向了非歐盟成員國，因而2009年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需要改變。
　　第二，希臘債務危機給歐洲帶來巨大風險。希臘的問題在于它的經濟已經沒有太多增長空間，經濟增長靠借債消費支撐，其他豬群集團（pigs）國家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但美國金融危機證明了這種依賴“金融鴉片”的增長模式的不可持續性。為防范債務危機的擴散，歐洲必須采取積極的應對政策，化解債務風險，重塑財經紀律。這有四種辦法，一是發展經濟，可以征收更多的稅，但當前經濟尚處于恢復之中，這種方法難以實現。二是采取高通脹的辦法，但這種辦法現在難以推行。三采取債務重組，出售國有資產，但是這樣能籌集到的資金非常有限。因而，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大幅度減赤。
　　歐洲通過降低財政赤字而實行緊縮性政策，在一段時間內可能導致大量的罷工抗議，未來緊縮性政策將被迫調整，因而，歐洲的問題很難解決。但問題并非無解，關鍵需要法德兩國團結起來，更重要的是德國人能不能拿出錢來。盡管歐洲人做事情比較慢，但他們想做的事情卻大多實現了。比如1999年1月1日歐元推出，2001年歐元成了歐元區內部唯一貨幣；歐元在“科索沃”戰爭的時候，當時整個世界認為歐元必定走向崩潰，但歐元不僅沒有崩潰，而且在2009年最高潮的時候跟美元兌換比例達到1：1.57。這些事實都提升了外界對歐洲實現緊縮政策既定目標的信心。當然，歐洲緊縮政策將對中國產生影響，一是貿易沖突加劇影響中國出口。二是對中國FDI和資本賬戶開放產生影響。三是對中國海外投資產生影響。
　　關于中國目前實施結構性緊縮政策的問題，大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到目前為止政策出臺太過集中，所有政策交織在一起可能出現負面影響，對經濟增長產生較大下行壓力。一方面，雖然貨幣政策收緊方向是對的，但是貨幣增速下降太快，新增信貸在今年6月份同比下降60.6%。另一方面，2009年刺激政策推出的大量投資項目還處于在建狀態，目前對地方投融資平臺進行處理，導致這些在建項目后續融資成為巨大問題。
　　總體來看，目前的增長勢頭已經出現弱化的現象，PMI指數從2009年12月的56.6%下降到今年6月份的52.1%�；�礎設施投資、制造業投資等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2010年2季度GDP增長率低于市場預期。如果當前的緊縮性政策沒有調整，那么不排除未來經濟出現較大下滑的可能性。預計后兩個季度經濟增長將下降到9.5%及8.7%，增長預期最低出現在明年一二季度。
　　政策調整方面，中國應著力向保增長傾斜，政策調整不是改變政策方向，而是調整政策執行力度，未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趨勢不可避免，現在要防止的是經濟增長出現比較大幅度的下滑。
　　高善文: 轉型之癢
　　高善文博士通過梳理歷史數據，總結過去二十年中國經濟基本波動情況，得出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判斷和未來經濟發展趨勢的預測。
　　高博士首先列舉和討論了“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實際增速”和能夠反映在經濟強勁增長時一些關鍵部門承受壓力情況的“發電設備平均利用小時”兩個數據。從第一個數據的走勢可以看出過去20年來固定資本形成增長有兩個高點，分別是1992-94年和2002-04年，這兩個高點距離整整十年，并且關鍵原因都是私人部門投資需求的強硬增長。從第二個數據的走勢可以看出1993-94年以及03-04年，發電設備利用小時都經歷了非常大的壓力，雖然數據上看93年壓力似乎沒有那么緊張，但是93年存在非常廣泛的拉閘限電現象，2003年上海外灘夜間景觀照明都很難保證，所以發電設備利用小時已經逼近極限，說明當時基礎設施支持經濟增長能力遭受非常大的壓力。
　　然后，高博士回顧了針對這些數據中央的宏觀調控措施，并指出相隔十年的兩輪調控都看到貿易盈余周期性收縮，整個經濟政策轉向清除產能過剩，同時保增長的壓力是政府經濟政策調控的重點。1993年后，中央嚴厲控制貨幣信貸總量，同時嚴格控制新開工項目和固定資產投資；2003年后，中央再次加強對信用的控制，整頓土地市場制度，清理全國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兩輪調控也是相距十年的時間。在1995-97年宏觀調控自生周期力量的作用下，中國對外貿易盈余經歷了趨勢性的大幅度上升，盡管1998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外需非常差，但1998年我國貿易規模絕對量卻創了新高。十年后，2005-07年中國對外貿易盈余再次連續幾年經歷了非常急速的上升。兩輪實踐，宏觀經濟政策都顯得志得意滿。1998-2002年宏觀經濟政策方向轉向對經濟增長提供支持，同時結構政策試圖清除產能過剩問題。1998-99年，政府對紡織行業的產能過剩進行物理性清除，如今，鋼鐵、水泥等行業也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另外，從對外盈余來看，盡管2000年中國出口的增長恢復得非常強勁，但99-2001年中國對外盈余趨勢上都經歷了較大程度的下降。同樣的，在今年一季度出口大量反彈的情況下，2008年至2010年第一季度中國對外盈余也經歷了較大程度的下降�？梢�，出口的波動對對外盈余的解釋從來就不夠強。
　　接著，高博士總結了結構政策背后存在的諸多問題。在上一個經濟周期的末端，銀行體系不良貸款數量巨大，不良貸款比例大約有20%-40%。另外，A股市場經歷了顯著的泡沫化，2001年上半年靜態市盈率上升接近70倍的水平，隨后經歷了五年時間清除泡沫。2010年回看這輪經濟周期，結構性問題除了產能過剩之外，從銀行體系壓力來講，目前最重要是銀行體系與地方融資平臺的壓力。今年年初的數據是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余額占到銀行貸款余額20%左右，大多數地方融資平臺都是“空手套白狼”，如果銀行不能對這些貸款進行不斷展期，這些地方現金流方面很快就會爆發出來壓力，不過短期內這個問題還不會暴露。第二個與之聯系的更加重要的問題是房地產市場存在相當嚴重的泡沫，中國一線城市今年一季度租金回報率在2%—2.5%附近，如果房地產市場泡沫不能得到很好解決，地方融資平臺債務問題就會非常嚴重，如果房地產市場價格出現大范圍下跌，地方土地很難賣出去或者很難賣到很好的價錢，這樣銀行資產質量就會出現很大問題。另一個問題是股票市場結構分化達到驚人程度，盡管主板市場估值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但是在中小板、創業板估值水平之高令人震驚。為什么1996年、2006年市場瘋狂追逐藍籌股，2000年、2010年市場拋棄藍籌股追逐創業板股票?背后一個深刻原因在于市場認為我們處在一輪經濟周期的末端，新一輪經濟周期即將開始的時候，不管新一輪經濟周期何時開始，它同上一輪經濟周期藍籌股、支柱行業都沒有太大關系。
　　另外，高博士認為盡管資本總量在積累，但是在一輪一輪經濟周期中資本積累方向是不一樣的。這樣一種變化本身就體現了經濟的增長和發展，體現了制造業復雜程度和經濟競爭力的上升。一個角度是觀察一個國家進出口結構的變化。制造業復雜程度的上升總是表現在越來越多的進口原材料和大宗商品，越來越多的出口復雜制成品和資本設備，而過去二十多年中國進出口結構的變化毫無疑問都是這樣的。96年紡織、服裝有非常大的凈出口，06年鋼鐵、相對復雜制成品有非常大的凈出口。同時，這樣的變化并不是沿著一個線性的均勻速度前進，總是表現出很強的周期性，這個周期性在經濟政策對外盈余、資本市場很多層面都能體現出來。因此，從2009年開始，包括今明兩年中國處在新一輪大周期開始的位置，不可能由紡織行業、鋼鐵行業引領，新一輪周期由哪些行業引領，我們拭目以待。
　　最后，高博士認為下半年要著重看房地產市場。房地產銷售面積增速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維持在非常低的平臺應該是大的趨勢，受這樣的影響房地產新開工面積和開發投資在今年下半年也將出現明顯的下降，這樣的下降也將對經濟增長構成非常大的壓力。這樣的背景下盡管宏觀經濟政策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調整，但是無論對改變經濟整個調整格局還是對改變經濟增長率的基本態勢，都不會產生非常明顯的影響，經濟最終調整會向新一輪經濟周期過渡，這仍然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仍然需要在體制層面取得一些突破，而且需要進一步的積累。
　　宋國青：短期需求疲軟
　　宋國青教授討論了上半年經濟波動中包括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和工資利潤的相關情況。討論所針對的問題是，這些現象是否隱含了影響潛在生產能力和工資份額長期變化的因素。結論是，上半年經濟增速下降不是由長期趨勢明顯變化所引起，而由總需求疲軟所導致。
　　目前所觀察到的經濟增速下降可能由兩方面因素所致。一種可能是總供給方面的因素，另一種可能是總需求方面的因素。若是總供給方面的因素，經濟增速下降時通脹率并不一定下降反而有可能上升。若是總需求疲軟，那么在經濟增速下滑后或者幾乎是同時，通脹就開始減弱。這中間可能略微存在一些時差。
　　從長期看，應該說兩方面因素都在作用。最近討論較多的一種意見是，目前工資上升反映勞動力供給的相對短缺，工資相對份額上升會使得經濟增長受到影響。對總供給在長期將發生的這類變化，宋教授認為并不存在太多疑問。二三十年后中國老齡化顯著來臨時，經濟增長會受很大影響，甚至可能出現一段時間負增長。但就短期而言，當前經濟是否在逐漸發生或者經歷一個明顯拐點？對這一問題，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考慮。除從長期視角開展研究外，宋教授集中從短期波動角度來看是否觀測到這樣的變化。
　　第二季度經濟下滑可由工業增加值環比增速的急劇下滑觀察到。雖然粗算的二季度GDP環比增長率為8%左右，不算太差，但如果由二季度內各月工業增加值環比增速推算GDP的月環比增速，六月份很可能只有5%到6%之間。從發電量、鋼材產量等指標看，發電量連續兩個月負增長，六月份鋼材產量也是負增長。
　　從通貨膨脹的情況看，今年4到5月季調后CPI的上升和6月份的下跌主要是由鮮菜價格波動引起。如果剔除受天氣變化及其他異常因素影響較大的鮮菜價格，CPI指標會平滑很多。剔除鮮菜價格和季調后CPI月環比增長率的局部高點出現在去年10月，今年4月到達1.2%的低水平，5月份回升一些，但目前看并沒有強大的基本面因素支持這一回升。如果把6月份的異常情況去掉再按年率算，6月的非蔬菜通脹大概是2%左右，并不存在高通脹。
　　從目前掌握的一些數據來看，工資份額尚未上升。比較城鎮單位平均勞動報酬和CPI同比增長率的數據，可以發現工資漲幅和CPI增長之間存在很高的同期相關性。一、二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工資收入同比增長為9.7%，加上人口增長并扣除物價上升因素，工資總收入增長以較大幅度低于二產和三產的GDP實際增長率。另外從工業企業利潤增長率來看，3到5月利潤的環比或是同比增長率都遠高于名義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這說明從短期數據看，沒有跡象顯示初次分配中的工資份額上升。由于工資變化滯后，如果經濟增長率繼續下滑，將出現利潤增長率低于名義增加值增長率的情況。但這是短期波動中的現象，并不代表長期趨勢。
　　從貨幣和貸款增長情況看，現在一些意見的主要著眼點是，去年上半年貨幣供應激增，到現在為止通脹率應該有所反映。在過去宏觀調控到類似的狀況時，這種看法基本上都會出現，尤其在去年貸款超高增長的背景下。不過到現在為止，只有一點點輕度的通脹，并無大礙。該現象的形成邏輯在宋教授以前的演講中已詳加論述，因此在本次演講中并沒有展開。簡單概括其中觀點，最重要一條是貨幣管內需的假說。當內外需發生不同方向變化時，用貨幣預測總需求有必要加入預測外需的相對獨立指標。
　　目前，M3環比增長率已跌至警戒水平。用M2指標看不到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是，股市不景氣使得存款性公司對其他金融性公司負債在09下半年以來沒有增長，存款性公司債券發行也顯著減緩。
　　因此，從短期波動看，現在各方面情況和過去各次宏觀調控使得總需求疲軟的狀況基本一樣。經濟的總供給面尚未在短期顯現較大變化。

發布者：ca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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