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大學教育學院，著名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激動地跟我說起他讀到的一則新聞：溫家寶總理在讀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他說：“這就好像聽說小布什總統(tǒng)在讀孔子的《論語》。”我說，《沉思錄》現(xiàn)在在中國是暢銷書，就是因為大家聽說溫總理天天都讀這本書。

　　我又說：圣吉的《第五項修煉》在中國也賣得非常好，已經(jīng)售出近百萬冊了。圣吉說：這本書翻過的人多，真正實踐的人少，他很擔心這種“表面知道”和“真正實踐”之間的落差。

　　其實，《沉思錄》也是一樣。盡管表面熱賣，真正實踐的人有幾個呢？溫總理不僅是在讀《沉思錄》，更是通過讀書在沉思。如果你要真正學習奧勒留，真正學習溫總理，你要做的不是表面上讀兩頁《沉思錄》，而是要像日理萬機的奧勒留和溫總理一樣，每天抽出時間進行“沉思”。

　　抽身而出進行沉思、反思，是領導力的一項重要修煉。加德納把這稱為“走上山頂”。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任教的領導力大師羅納德·海菲茲把這稱為“走上看臺”。領導力大師沃倫·本尼斯則說：“反思是領導者從過去中學習的主要方式。”

　　中國需要變革領導力

　　領導力大師諾爾·蒂奇對我說，自己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寫了《變革型領導》一書，因為大家都認為當時是一個需要變革型領導的歷史時代。他接著說：“我想我們現(xiàn)在又回到了這樣的年代，而且永遠將是這樣的年代。”當時是2008年6月，次貸危機引發(fā)的金融風暴尚未全面爆發(fā)。我問他是否過于強調(diào)領導力了，蒂奇的回答是：“過分強調(diào)領導力——這怎么可能呢？”

　　2008年10月，金融風暴席卷而來，市場經(jīng)濟風雨飄搖。哈佛商學院，市場資本主義的一面旗幟，剛好在這時迎來了自己的百歲生日。哈佛商學院院長杰伊·萊特在這個時刻反思：“誰對2008年的崩潰負責呢？這是一個集體失敗，不只是金融監(jiān)管和金融機構(gòu)的失敗，而是在多個層次上的領導力的失敗。對于公司高管來說是如此，對于政府來說是如此，對于商學院來說也是如此。”萊特說：“我們現(xiàn)在最急需的就是領導力。”

　　在中國，我們現(xiàn)在最需要的也是領導力。2008年，我們先是經(jīng)歷雪災、地震的天災，然后經(jīng)歷毒牛奶事件的人禍，與此同時，因為內(nèi)力不足而導致競爭力下降的中國制造業(yè)，又越來越深地被卷入全球金融風暴的狂風暴雨之中。在中國，這是一個需要變革型領導的歷史時代。

　　中國現(xiàn)在沒有企業(yè)家

　　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問題和形象危機，也是一個集體失敗，也是在多個層次上的領導力的失敗。這當然包括身居高位的企業(yè)領導者。2005年，國學大師南懷瑾就對圣吉說：中國現(xiàn)在沒有企業(yè)家，都在亂搞，在投機取巧。

　　南懷瑾說：“企業(yè)這個定義，以中文來講，做一件事業(yè)，做一個工作，前途有無限的希望，對社會是有貢獻的，而且是永久的，不是做了幾十年就沒有了，一代一代相傳，那個才叫企業(yè)。現(xiàn)在沒有這個企業(yè)的觀念，只要開個公司，做個生意，怎么去賺錢，就叫做企業(yè)，這根本就是錯誤。”圣吉其實深深懂得這個道理。他在為歐洲管理大師阿里·德赫斯的《長壽公司》作序時特意指出，“生意”在中文中的意思是“生存”加“意義”。

　　美國投資家沃倫·巴菲特說，臺風來時，母豬也能飛上天。巴菲特還說，只有當大潮退去，才知道誰沒有穿游泳褲。在2005年那個時候，在中國企業(yè)高速增長、中國制造形勢大好的表面繁榮之下，在母豬和大雁一起在天空飛翔之時，絕大多數(shù)人不像南懷瑾、圣吉或者巴菲特看得那么清楚。

　　但是到了2008年，當我們聽到馬明哲的“合理”年薪，讀到王石的“理性”言論，喝到牛根生的“毒牛奶”，看到黃光裕從商場上消失，我們才不得不恍然大悟：被我們狂熱追捧的商業(yè)領袖中有許多人穿的是皇帝的新衣，在天空飛翔的不一定是大雁。當出口市場的需求像潮水一樣退去時，我們才發(fā)現(xiàn)許多企業(yè)沒有遮羞布。

發(fā)布者：ca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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