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維錚教授常年研究中國文化史、思想史和經學史，是這一領域的泰斗。5月18日晚，在管理學院友邦堂“知微·行遠” 論壇上，談到目前流行的國學和國粹時，朱先生戲稱：“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今年壽七十有三，如學從孔子，則‘言可從心所欲’，對目前流行的所謂‘國粹’和‘國學’一直是胡說八道慣了的。然我之言語，仍是有‘規矩’的。其一，我是中國人；其二，對中國史的研究必須尊重真實。”
在這次《中國近現代的人文關懷》的專題講座中，朱老先生以自己的“矩”，來給我等后輩小子們定“規”，即：如何看待中國的傳統文化傳承，以及如何學習中國的歷史。
首先，借用《周易，賁卦二十二，彖辭》中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說，朱先生就明白的告訴我們：所謂“人文”，是相對于“天文”而言的，前者指日升月恒等自然現象，而后者專指社會、文化、道德、習俗等。自19世紀西風漸入，中國古老的“人文”概念，開始包含有語言學、文學、史學、哲學、考古學、法學、藝術等等這些近、現代學科門類。由此，所謂的“人文關懷”，實質上就是指：如何看待近代以來，漸變社會中的社會學科，以及探討這些學科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問題。
接著，對于目前人文學科中最為推崇的“國學”，朱先生提到了“國粹”、“國學”、“國故”三個不同的概念。伊認為：所謂“國學”、“國粹”，實屬東瀛明治維新的舶來詞匯。“國學”相對于“西學”而言；而其中的菁華，則嘉之為“國粹”，一般以兩千年來影響了半個東南亞的孔子、儒家學說為主。其實不然。朱先生認為，應該以“國故”來稱謂這些“本國故有的學術文化和歷史”，并著重提出，沒有讀過章太炎的《國故論衡》者，就沒資格談中國的國學。
在此基礎上，朱先生又進一步提出，在現今社會形式下提倡學習“國學”，斷不能僅僅局限在孔儒、老莊等傳統的漢民族經典上，需要注意三個方面。
一是，國學中的“國”字，有著時間和空間的不同界定要求。中國歷史上不同朝代的領土疆域是不同，加上封建帝王出于統治的需要，各個時期對“國”和“國學”有著不同的解讀。目前的“國”，應該以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時的疆界為范，囊括目前整個國家的地理空間范圍。
二是，要承認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國”的疆域內、由現存的以及在歷史長河中消亡了的民族共同創造的，是多元一體式的文化。必須承認我們都是中國人，承認中華民族是個復合體。
三是，由此“國學”的內容勢必是包括了目前56個民族的大群體。在尊重各民族、信仰、居住空間、生活方式等等多元性基礎上，各民族的歷史共同構成了全部的中國歷史。不能以純粹的漢民族和孔、儒的觀點來看待國學。
此外，在與同學們的雙向問答式交流中，朱先生還談到了“如何看待通識教育”和“如何學習歷史”等問題。伊認為，“通識教育應當注重知識性和普識性，不能包含較為偏激的內容，不能過份強調政治性”。而對于歷史，伊又認為：可以分為四個層面的學習，即“少數學者的研究層面；課堂上的教育層面；在研究和教育基礎上的全民普及層面；以及打著‘寓教于樂’旗號的娛樂層面。其中的關鍵是，各類圈中人需要分清其的層面位置，并以歷史真實作為其工作或宣講的基石。”
原本兩個小時的講演，最后歷時三個小時仍意猶未盡。總體來說，朱老先生的言論也許并不十分入耳，但其博大宏偉的“國學觀”、以及振聾發聵的談吐，對我輩小子學生來說，無疑是一次思維上的震撼。“觀乎人文”是一個厚積薄發的過程；于我等管理系學生，就是要學會積累、學會思考，在今后所從事的每一個工作中，顯示出“教化天下眾人，達到社會大治”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