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是一種情懷，不同職業、不同教育程度的人關心同樣的問題，有了同樣感情的歸屬。”4月17日晚，電影導演賈樟柯來我校安泰經管學院發表演講“聆聽沉默工人的記憶”，圍繞成都420工廠的工人生活和他的影片《二十四城記》、新書《中國工人訪談錄》，與師生展開交流。
本次活動由安泰經管學院、藍獅子讀書會、《東方早報》共同主辦，安泰經管學院EMBA項目主任過聚榮博士主持。賈樟柯導演與我校有著深厚的感情，2006年12月7日，他曾攜影片《三峽好人》到菁菁堂參加首映式，并與師生進行對話，取得了良好效果。“聆聽沉默工人的記憶”演講及問答結束后，賈樟柯還舉行了《賈想》和《中國工人訪談錄》兩書的簽售活動。
一條新聞引出一部電影和一本書
賈樟柯從一條新聞里知道了420工廠的故事。1958年，按照“三線建設”的部署，沈陽飛機發動機修理廠奉命內遷西南，到成都組建代碼為420的保密軍工廠。2008年，曾經擁有3萬名職工、10萬家屬的420工廠土地被轉讓給一家房地產公司，這座承載著三代工人50年歷史記憶的工廠將被拆遷，建起名為“二十四城”的商業樓盤。賈樟柯敏感地察覺到，這條新聞背后呈現出來的是劇烈的社會的變動，從一個保密的軍工廠到一個商業樓盤，中間凝聚了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快速變化。他決定用訪談的方法深入了解420工廠。
在成都一家報紙的幫助下，賈樟柯征集到一批工人師傅作為談話對象。訪談一般選擇在工人家里進行，因為家居環境可以折射出生活狀況，所講的會涉及到歷史，形成很好的呼應。有些工人出于各種考慮不希望去家里，賈樟柯就在工廠選一個公共的空間，比如“工人師傅講述的時候有無數次的不平靜，很多人會留下眼淚。我的這樣一種闖入、冒犯最終變成了一部電影，變成了一本書。電影的容量是非常有限的，我剪輯的時候沒有把個案剪進去，因為電影是影像集體的觀看，我希望電影能夠呈現一些共同的、普遍的經驗。觀眾能夠通過看電影把自己的感受、情感、經歷投射在作品里。電影完成之后，我把那些個案色彩非常強的素材整理出來，就成了《中國工人訪談錄》。”
拍電影首先來自情感上的觸動
有觀眾向賈樟柯提問：從《三峽好人》到《二十四城記》，你對特定場景、人群的關注是不是出于職業上的選擇？賈樟柯回答：“它不是職業的選擇，而是感情上的選擇。每一次吸引我、讓我想拍電影的都首先是情感上的觸動。在拍攝訪談的過程里，逐漸了解工廠和工人的生活，逐漸理解這個題材，最后形成了一些抽象的東西，但一開始給我原動力的其實很簡單，就是情感上的一種感染。當我進入到廠區，看遠處城市日新月異，而這一批人就犧牲掉了，有很大的憂傷感。這些東西直接促成了電影《二十四城記》。”
賈樟柯認為，并不是導演隨口說說就能確定該拍這個、不該拍那個，而是某個事件開始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才適合去拍。他會選擇現實里真實存在的事件或建筑或事情。“比如，北京有一個世界公園，本身折射出的文化形態和社會心態對我來說很有吸引力。表面是很國際化、開放的空間，實際上很封閉，到了夜晚，那些女孩子都在演同一個舞蹈，生命出現了一種停滯，那么年輕的生命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呢？到了《三峽好人》，真的有十幾個淹沒的城市，有幾百萬移民。到了《二十四城記》，真的有國營工廠拆掉了，又真的有商業樓盤蓋起來。多年以后再往回看，是真實發生的事情，建立起一種虛構和現實的關系。”
因為失去對題材的信任，賈樟柯有過終止拍攝的經歷。2000年前后，他寫了反映工人生活的劇本《工廠的大門》，寫的時候非常激動；寫完后反省，覺得里面少了些東西，工人群體有更多的內容，他沒把握住，沒能力寫出來，進而對自己的劇本產生了懷疑。最終，賈樟柯把錢退還給投資人。經過幾年的醞釀后，他終于在420工廠里找到了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
“電影要堅持獨立性，絕不邊緣化”
談及觀眾群體，賈樟柯認為，拍電影不是直接拍給誰，它最后形成的是公共資源，在公共平臺里形成文化資源的一部分。“我拍電影沒有想象中的既定的觀眾群，因為很難知道你的電影觀眾在哪兒。”省會城市之外很多城市沒有影院，他老家汾陽原先的三家影院都轉行了，但這不代表他們不看電影，山西的村子里都有網吧。賈樟柯說，《三峽好人》有所謂的高端人群在看，廚師、服務員也看。電影要堅持獨立性，向社會提供建設性的獨立的觀點，如果拍電影的時候想象觀眾是誰，觀眾在哪兒，那就是服務業了。他認為，“電影是一種情懷，不同職業、不同教育程度的人關心同樣的問題，有了同樣感情的歸屬。這種歸屬感形成了電影的觀眾群。”
賈樟柯同時指出，獨立性絕不意味著排斥體制、排斥商業，“電影要堅持獨立性，絕不邊緣化。”當初賈樟柯宣布要拍《二十四城記》，很多人寫文章質疑，那是不是在給房地產公司拍廣告。賈樟柯對此覺得很過癮：“商業氣氛、商業生活、經濟生活彌漫在社會上，當我們用電影面對這個時代的時候，應該勇敢去面對我們逃避不過去的經濟生活。我希望可以把這個時代的商業氣氛、消費氣氛作為時代的特點放在電影里面。”
《三峽好人》發行時受到擠壓，賈樟柯從中看到了權力與商業相結合的問題，貌似市場經濟，實際上是權力在運作；《二十四城記》有了相對合理的時空。他說，“這些年來，我一直在爭取絕不放棄國內市場，因為我有一個信仰：不怕你做得失敗，就怕你不做。國內最重要的渠道是商業的渠道，我一直在努力，讓我的電影在商業渠道發行。”賈樟柯認為，拍完之后開開影展、拿拿獎都是有局限的，電影要的不是獨立的姿態，而是要提供更多的話語和觀點，服務于社會；拍完電影在圖書館、博物館放，那是很可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