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亞洲開發銀行與哥倫比亞地球研究所在北京召開了G20峰會亞洲議題咨詢組閉門會議，我院金融系主任潘英麗教授出席大會并作了建設性報告。據悉，該會由國際著名經濟學家Sachs和Kawai主持召開。會議對2011年G20峰會應討論的主要問題、全球貨幣體系改革、宏觀經濟穩定問題、貨幣匯率政策和峰會的亞洲議程等議題進行了討論和交流。
潘英麗教授就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以及會議比較關心的中國對外經濟不平衡和人民幣匯率政策等問題作了報告。潘教授首先指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根本性缺陷可以用一句話加以概括，那就是對美元過度依賴卻又無法約束它。美元本位制的主要問題在于美國利益與全球利益出現沖突時，FED將優先考慮美國利益;美國將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與美元的發行掛起鉤來，這必然導致貨幣體系不確定。因此改革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基本思路有兩種：一是減少或盡可能擺脫對美元的依賴;二是加強對美元的約束。根據這兩個思路，國際社會的改革方案可分為以下三種：
一、麥金農等提出的改進美元本位制的方案。潘教授認為，這種方案尊重美元地位無可替代的現實，但核心問題在于如何約束美元并無可行的措施。事實上目前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如何救助美元，避免美元的硬著落或美元崩潰。
二、以SDR為核心的多元超主權貨幣走向單一世界貨幣。蒙代爾、周小川和斯蒂格利茨的聯合國方案都是這一類思路。目前主流的建議也都是更多發揮SDR的作用，以減弱對美元的過度依賴。這一方案就其最終目標單一世界貨幣而言存在兩個核心的問題：1)與世界中央銀行相配套的世界財政部在哪里?國際公共產品如何供給的問題未加探討。目前歐元區有統一的貨幣而無統一的財政體系已成為歐元的脆弱性根源，成為歐元能走多遠的重要決定因素;2)美元如何退出?世界經濟中流通的美元是讓美國用商品買回去消毀?美國提供國際安全這種公共產品，某種意義上其征收鑄幣稅有其事實上的合法性。單一世界貨幣方案是理想主義的但卻是不現實的。
潘教授介紹說，就當前如何擴大SDR作用，聯合國方案和國際經濟學家的建議有三項主要內容：給發展中國家分配更多SDR以滿足其國際清償需要;建立替換帳戶,即各國央行如需出售美元國債，可以通過替換帳戶向IMF交換SDR，而無須在市場上出售。替換帳戶的問題在于將美元貶值的風險轉嫁給了IMF的全體成員國。只有在IMF與美國簽定美元貶值損失的50%由美國政府承擔的合約，這一方案才是有意義的，可約束美國，并維持美元穩定;在國際收支調節機制方面聯合國方案主張懲罰盈余國，以促進消費需求從赤字國向盈余國轉移，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
針對這三項內容，潘教授給出了兩點評價：這一方案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具有內在不對稱性：只懲罰盈余方，不懲罰赤字方;只對付通貨緊縮，不對付通貨膨脹。方案借鑒了凱恩斯1940s方案，但是目前全球資源環境已與70年前不同。相對快速擴張的產能，一邊是消費不足，一邊是資源環境壓力增大。資本主義生產和分配方式面臨雙重挑戰。因此如何抗通貨膨脹在設計機制時顯然也需要加以考慮。
給發展中國家更多SDR以消除其積攢外匯儲備的動機，只是治標而不是治本。亞洲國家為何要積攢外匯儲備?是防范和應對可能發生金融危機。導致亞洲金融危機的外部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美元對日元急劇升值，從1995年8月到79日元值到1998年8月的147日元，東南亞國家大都采取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美元的大幅度升值傷害了這些國家的出口競爭力，導致貿易赤字大規模增加。美元貶值時期的國際短期資本大規模進入和美元升值階段的資本撤離。因此需要從消除金融危機的國際環境因素著手改革，即通過建立國際貨幣協調和合作機制，避免國際匯率的過度波動;同時加強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管理。
為解決治標不治本的難題，潘教授提出了幾點建設性意見：建議國際社會在全球范圍內開征短期資本交易稅0.5-1%。稅收可用來建立三個基金：維穩基金，可由IMF用于國際金融救助以穩定國際金融體系;維和基金，由聯合國用于提供國際安全;發展基金，由聯合國用于應對國際社會面臨的各類共同的挑戰。對方稱亞洲怕得罪美國可能不會支持。我認為以托賓稅的方式約束短期資本流動可能會給美國帶來短期的不利，但從長期來看對美國是完全有利的，通過這種稅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將大幅度減輕美國承擔的國際責任。而且以此引導國際資本以增進全球福利的方式流動和投資，具有重大意義。因此亞洲國家應該完全支持這一方案。
三、還有一個改革方案是形成包括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英鎊和SDR在內的具有內在穩定性的多元儲備貨幣體系。潘教授指出，這種改革方案的優點是存在競爭機制，缺點是競爭帶來不穩定性。方案的兩個核心問題分別是：人民幣國際化能否成功。目前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地位與1980s的日元比較相似，都是出于升值預期的需求。這種需求具有不穩定性和可逆性。個人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太樂觀;能否形成有效的國際貨幣協調與合作機制。需要對具有全球影響或系統重要性的國家政策進行評估，建立相關指標進行監控，同時實行國際匯率寬目標區管理制度。
綜合以上幾種改革方案及其利弊, 潘教授認為，當前可以長期與短期目標結合，共同推進以下舉措:1)約束和穩定美元，避免美元硬著落;在國際輿論上給美國施壓，占領道德制高點;設立過剩美元監控指標及國際貨幣協調機制，以避免國際匯率過大波動;2)擴大SDR的作用;3)通過全球范圍的托賓稅和國家層面的適度外匯管制管理短期資本流動。
中國對外經濟不平衡與人民幣匯率政策成為國際上極為關注的問題。為此潘教授談了幾點看法，其中之一是中國經濟對外不平衡有其微觀、結構和體制方面的原因;人民幣匯率本身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不平衡問題。
1、微觀原因
從出口企業激勵機制來看，出口企業的單位產品利潤= E P*-C，。中國出口制造業的企業成本是低于其社會成本的。成本涉及的勞動、工業用地、礦產資源等成本存在扭曲因素，內部成本低于社會成本;環境成本則大部分外部化或社會化。因此通過理順價格不僅有助于減少扭曲，而且可以達到人民幣升值同樣的調節作用。中國政府是這樣做的，只是通貨膨脹壓力增大后，生產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被暫停或擱置。
2、從地方政府行為看不平衡的結構和體制原因
中國的31個省市和自治區從其發展的差異性和經濟主權上可看作30多個國家，各自對外招商引資發展本地經濟。引資及其帶來的重復建設以及出口的多頭對外很大程度提高了國家整體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內部市場一體化程度相對較低，內部交易成本可能比對外交易成本還高。比如家用電器產業企業數目從2萬多家減少至200家;整車制造企業從600多家減少到近年來的近百家。這是嚴重的重復建設在市場一體化進程中長期整合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可能通過人民幣升值就在短期內完成。如果將中國經濟看作是數十個或更多小國家的合眾國，貿易依存度高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地方政府大規模以優惠政策對外招商引資，在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前提下，來料加工業成為主要形態。它們對貿易順差幾乎作出全部貢獻。包括來料加工的出口依存度曾高達40%，但一般貿易的出口依存度不超過15%。2001-2006年一般貿易都是逆差。加工企業從其他亞洲國家轉到中國，把順差也轉到中國來了。雖然隨著外資稅收優惠政策的取消和工資成本的上升，沿海地區的生產成本已有很大提升，但加工業并不會轉移到其他國家，而是轉到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因此由加工貿易引起的順差也不可能有很快的下降。
3、匯率政策上政府存在不作為的問題
中國1980-1995年的匯率政策有很成功的經驗可以總結。與其他國家維持中心匯率不變逐步放大匯率波動幅度的做法不同，中國政府讓中心匯率變動同時控制爬行幅度，不提任何時間表，使匯率政策在作出重大結構變動的同時有效避免了國際投機的沖擊。這一時期的成功經驗是完全值得總結和借鑒的。
潘教授認為，在存在單一升值預期，特別是國際短期資本套匯投機盛行的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在到達相對合理的水平前，中國的匯率制度不可能放開波動幅度實現浮動匯率。這一時期人民幣匯率制度更準確的提法應該是參照一攬子貨幣的爬行釘住。政府可以象上世紀80年代那樣不規則地調節中心匯率，使其趨近合理水平。從抑制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壓力看，中心匯率可以上調。但是由于政府決策行為受到政治周期的影響，匯率的調節存在不作為的問題。
據了解，潘英麗教授的這份報告引起了與會者的高度關注和贊賞。其中關于全球范圍開征短期資本交易稅用于建立維穩基金、維和基金和發展基金的倡議更是受到積極響應和強烈支持。另據了解，潘教授今年五月份同加拿大法裔教授Tiberghien探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時就提出了該項建議，得到高度認同，Tiberghien教授就此正在給法國政府做相關的內部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