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譯跨越古今，溝通中外，傳播思想文化，影響歷史進程。全球化的世界翻譯須臾不可離。

    ■ 實際生活中翻譯經常遭到輕視乃至忽視，對翻譯問題的漫不經心導致大量可笑的錯誤。

    ■ 上海交通大學校友曾在中國翻譯史上抒寫過輝煌的篇章，值得后輩學人銘記學習。

    ■ 翻譯在學校的國際化發展道路與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戰略中大有可為。
 
    2012年，莫言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土生土長的中國作家，令中華兒女揚眉吐氣，萬分自豪。在領獎詞中，莫言衷心感謝文學大師、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威廉·福克納與加西亞·馬爾克斯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眾所周知，莫言外語水平相當一般，無力直接閱讀英文與西班牙文原著。莫言了解他們的作品，必定通過翻譯。他所熟知的兩位文學巨匠的作品其實只是翻譯家咀嚼消化后的再創作，并非原汁原味。 emba.china-b.com/shjt/

    另一方面，正是借助于各種語言的翻譯，莫言的作品才真正邁出國門，走向世界，產生巨大影響。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中，只有瑞典漢學家馬悅然真正精通漢語，能夠直接閱讀中文原著。其他評委評判莫言的著作，只能依靠自己所擅長語種的譯作。沒有翻譯，莫言何以熟悉外國文學，又怎能吸收其營養成分，逐步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沒有翻譯，莫言何以打動無數讀者，贏得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青睞？一言以蔽之，莫言獲獎，翻譯功不可沒。

    翻譯至關重要

    在《圣經·舊約》中，有一段關于通天塔（Babel）的記載：人類的始祖本來說同一種語言，當時聯合起來想要建造通往天堂的高塔。上帝為了阻止人類的計劃，一怒之下，懲罰人類散居四方，語言不通。盡管如此，人類通過翻譯，使變亂的語言紛紛成為民族財富，在保存各民族文化特質的同時，打破語言束縛，展開思想交流。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曾對翻譯進行過富有哲理的思考，提出翻譯的悖論：翻譯的絕對必要性與絕對意義上的不可能性。

    翻譯如同語言本身一樣古老，只要操不同語言的部落、民族需要相互交流，就需要翻譯。翻譯活動貫穿人類文明的各個時期，中外皆然。在全球化的世界，翻譯更是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交流途徑。從某種意義上，人類完全離不開翻譯。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翻譯活動都以某種方式得以開展。經過翻譯的新聞稿件、影視作品、文學經典、暢銷讀物、教學材料、使用指南等幫助人們克服語言與文化差異。總而言之，沒有翻譯，人類的生活必將陷于混亂無序。

    翻譯傳播思想文化。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三次翻譯高潮，第一次是東漢末年至唐宋時期的佛經翻譯，其結果是佛教中國化，對中國文化、政治、思想、建筑、藝術、民族性格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第二次的翻譯高潮則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大量西方科技知識引入中國，為中國現代科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第三次高潮則是清末民初到“五四”時期的西學翻譯，西方知識與學問全方位引進到中國。

    翻譯影響歷史進程。據歷史學家研究，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后中英對待翻譯態度截然不同，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戰爭的成敗與后果。《南京條約》的簽定是中國近代飽受外強凌辱的開端，其誕生過程令人唏噓不已。當時清政府禁止外國人使用中文，禁止中國人教外國人漢語，違者處死。從備戰、談判到簽約，中方沒有真正合格的翻譯，條約的起草與簽訂竟然完全由英方操縱，清政府拱手讓出主動權，導致喪權辱國的條約以及日后執行時的種種摩擦。

    翻譯大有可為

    盡管翻譯十分重要，但在實際生活中，翻譯常常被輕視乃至完全忽視。會外語就能翻譯的錯誤觀念至今根植在許多人腦海中，即使外語專業人士也未能幸免；在很多教材與學術著作中，文章或論文只署原作者的名字，譯者的名字蹤影皆無，好像讀者直接與作者交流；譯作對學術晉升幾無裨益，譯者千辛萬苦譯出的文字不算“學術成果”，而大量東拼西湊、缺乏創意的垃圾論文卻高高在上。其實，只要認真翻譯過文學作品、學術著作、科學論文、法律條文，不難體會翻譯之艱辛。

    著名學者、詩人、文學評論家余光中指出，外語院系的翻譯課，校方與學生對其重要性均認識不足，而其對學生日后影響深遠。其實，不僅外語院系的學生需要學好翻譯，非外語專業的學生同樣需要了解翻譯。在多年從事翻譯教學的過程中，筆者深刻意識到必須普及翻譯教育。無論針對外語專業、翻譯專業還是非外語專業，翻譯訓練與常識對學生的影響可能十分深遠。未來無論從事何種職業，都有可能有意無意從事相關的翻譯工作。在學校學習翻譯課程，可以為將來以專職或兼職形式從事翻譯打下一定的基礎。

    翻譯工作者要帶著強烈的責任心對待自己的工作，不要將生硬錯誤的翻譯引入漢語，破壞母語的純潔與完整，否則在英語強勢文化的沖擊下，作為中華文明載體的漢語可能發生質變。盡管中國幾乎全民學外語，人人會英語，但真正精通英語而又學有所長者寥寥無幾。中國文化與文學“走出去”戰略實施過程中，翻譯質量成為不能回避的制約因素。中譯外高端人才的匱乏，嚴重影響中國對外傳播效果。翻譯的職業化、制度化、學術化必將有助于培養更多各個層次的高水平通才與專才，從而為增強中華文化軟實力增磚添瓦。

    翻譯錯誤舉隅

    翻譯不是文字搬家，不能望文生義，缺乏翻譯訓練與常識常常導致錯漏不斷，貽笑大方。2000年底，有一則中文新聞報道轟動全球華人：英國諾丁漢大學董事會選舉中國科學家、復旦大學原校長楊福家為校長(Chancellor)，從2001年1月1日起，任期三年。隨后不少中文媒體大肆轉載，國內不少報刊千方百計聯系諾丁漢大學留學生，希望能夠跟蹤采訪楊校長。然而，隨后發生的事情令人匪夷所思：楊校長到達諾丁漢后，只和留學生代表合影并共進自助餐，然后便打道回滬。

    其實，這則新聞轟動性的根源就在于Chancellor的誤譯。在英國英語中，Chancellor并不是大學校長，而是名譽校長，并無實權，僅參加學位授予等重要場合的活動，在學校沒有辦公室，不需要上班。在英國及英聯邦國家，絕大多數大學其校長的正式名稱是vice-chancellor，而美國大學的校長一般是president或chancellor。因此，一個不大不小的翻譯問題由此產生，該如何將“副校長”譯為英文？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則不然。如果指英聯邦國家，則多為pro-vice-chancellor，美國則為vice-president或vice-chancellor。

    在當下浮躁、功利的大背景下，各類學術笑料不斷，由翻譯引發的不在少數。2009年，王奇所著《中俄國界東段學術史研究：中國、俄國、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一書中，將蔣介石(原文為威妥瑪拼法Chiang Kai-shek)翻譯為“常凱申”，還將其他很多歷史名人完全譯錯，搞得“面目全非”。這樣的“歷史學家”不得不令國人對中國專家學者的權威性和文化素養產生巨大懷疑。

    從翻譯學的角度來看，這個事件可以歸咎于兩點。第一，譯者在其學生時代與學術生涯，可能從未正式修讀過翻譯課程，缺乏翻譯常識，對人名翻譯的復雜性一無所知，譯名標準化意識淡薄。第二，負責圖書出版的編輯責任心不強，沒有認真核對譯名，核查各種史料，或許以為譯名小事一樁。

    更為嚴重的是，拙劣的譯文常常大行其道，滲透到生活方方面面，對中文之美稍欠敏感者對其危害渾然不覺。一日在課程順便提到Ladykiller一詞，且問交大學子如何翻譯。滿堂皆呼“少婦殺手”、“少奶殺手”，反應之敏捷，語氣之堅定，令人始料不及！從語法分析，這個譯名大有問題，意思模棱兩可，極易引起誤解。這個譯法究竟應該按照并列結構還是偏正結構理解呢？“少婦殺手”是男是女?

    其實，如果翻閱多數權威英語單語詞典如牛津、劍橋等，便可發現這個詞在英文中的意思是a sexually attractive man who has sexual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women，譯成中文大體是“風流男子”、“玩弄女色者”。如果把lady與killer分開寫構成名詞短語，a lady killer便可以指a killer that is a lady，立刻搖身變成“女殺手”、“女刺客”！無論語言水平、翻譯技巧、文化素養或敬業精神任何一環存在不足，譯者都可能成為制造語言污染的罪魁禍首。

    上海交通大學校友翻譯大事及成就舉隅

    交通大學校友在翻譯事業中建樹頗豐，親歷不少重大歷史事件，通過翻譯參與歷史進程，為后人留下了豐厚的精神遺產。在民國時期的軍事戰爭中，不少校友響應國家號召，從事翻譯活動。黃宏煦，資深翻譯家，1937年入交通大學電機系。1942年響應號召奔赴緬甸、印度戰區擔任翻譯；黃裳，著名散文家、藏書家，1940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1943-1946年應征在西南及印度戰區擔任美軍翻譯；劉祖慰，資深翻譯家，在科技翻譯方面造詣深厚，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創始人，曾于1942年赴安徽績溪擔任英國駐華軍事代表團翻譯，亦曾擔任美國前總統卡特訪滬時口譯；周錫卿，翻譯家、英語教育家，1936年畢業于交通大學管理系，曾于1946年奔赴東京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

    陸定一，曾任國務院副總理、文化部部長，1926年畢業于交通大學，學識淵博，記憶超群，通曉四國外語，以俄語和英語尤為擅長。1946年8月6日，毛澤東在延安接受美國女記者斯特朗的采訪。正是通過陸定一之口，毛主席的名言“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傳遍世界，“紙老虎”的英譯paper tiger被收入各大英語詞典，成為正式詞條。屠岸，詩人、文學翻譯家、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文學編輯室總編輯，1946年肄業于交通大學，從事英國大詩人莎士比亞、濟慈詩歌翻譯，譯作《濟慈詩選》獲得中國作家協會彩虹翻譯獎（文學翻譯最高榮譽），2010年獲得中國翻譯協會“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翻譯界最高榮譽），2011年獲得“2011年中國版權產業風云人物獎”。

    學者小傳

    王金波，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加拿大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紅樓夢學會會員，中國加拿大研究會會員，國家級大學英語教學團隊和上海市精品課程英漢翻譯課程組主要成員，加拿大渥太華大學高級翻譯學院國家公派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中國典籍翻譯、翻譯教學、詞典學。

    2006年畢業于上海外國語大學，獲得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翻譯研究方向博士學位。通曉多種外語，擅長英漢互譯，長期從事口筆譯實踐、教學與研究，為本科生與研究生開設大學英語、英漢口譯、英漢筆譯、翻譯批評與賞析、科技翻譯、西方翻譯理論概要等課程，在《中國翻譯》、《中國科技翻譯》、《外語界》、《外語教學》、《紅樓夢學刊》等刊物發表十幾篇論文，主編、參編多部著作與教材。

    曾經獲得全國韓素音青年翻譯競賽優秀獎、CASIO杯文學翻譯競賽優秀獎（英譯漢）、優萌杯翻譯競賽一等獎（最高獎項）、CASIO杯文學翻譯競賽三等獎（德譯漢，一等獎空缺），榮獲上海交通大學優秀教師獎、青年崗位能手、晨星青年學者獎勵計劃一等獎，主持教育部、學校資助的《紅樓夢》翻譯研究課題四項，論文《清代評點派紅學對《紅樓夢》德文譯本的影響》獲上海市第十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論文類三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