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秀院長在陜西省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2005年年會

開幕式上的講話

各位專家學者、各位與會代表，尊敬的丹尼爾·布羅姆利教授：

        今天陜西省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在我院召開2005年年會，年會的主題是“構建和諧社會與西部經濟社會發展”，代表們共聚一堂，將深入討論“加快西部經濟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問題”。同時，會議邀請美國著名的制度經濟學家丹尼爾·布羅姆利教授作專題報告。對此，我謹代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黨政領導以及廣大師生對各位代表，尤其是布羅姆利教授夫婦的光臨表示熱烈歡迎！對各位專家學者及學術界的同仁長期以來對我院的關心與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各位專家、各位代表：

雖然我們的年會一年舉行一次，但是這次年會是在特殊背景下召開的，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此值得引起各位與會代表的高度重視，并對一些相關問題進行深入討論。之所以說是在特殊背景下召開的，是因為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們國家正經歷著由“十五”規劃期向“十一五”規劃期的轉折，“十一五”規劃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問題需要我們認真討論，其中既有重大經濟社會理論問題，也有重大現實問題。

其次，我們經過了27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在發展中不避免地產生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為此中央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以便調整關系，協調發展。這是我國經濟理論界與實際部門的一件大事，其中有許多重大理論需要我們理論界認真研究。

第三，中國經濟學界正在經歷一系列的熱烈討論，從去年的“郎顧之爭”到今年劉國光教授文章的發表，都是我們經濟學界與管理學界的大事，值得我們每個同仁高度重視。應該說，這些都反映了中國的發展與進步，對我國理論界來說是很好的事情，尤其是對青年經濟學者的成長有好處，在座的各位都是這些事件的參與者與見證人。但問題是：這些情況在學術界與實際部門產生了一些誤解。

為了開好這次會議，我個人談以下幾個問題，既請各位同仁一分為二的分析與看待問題，又請各位同仁認真地討論這些問題。

首先，構建和諧社會是黨中央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提出的更高目標與要求，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但是在實踐中引起了誤解，如有人說構建和諧社會，就是對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否定，甚至有人預測國家的大政策與方針將會調整，個別民營企業主也有擔心；還有人說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改變分配政策，要更多地同情弱勢群體，向弱勢群體傾斜；還有人甚至說，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強調人本主義精神，而人本主義精神就是要充分尊重人，給職工充分的自由，在企業管理中要弱化制度管理。

我個人認為，這些理解是不全面、不科學的。

第1，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適當調整分配政策，但既不會否定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也不會改變“初次分配重視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則，相反正是這一分配原則的具體體現。

第2，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同情弱勢群體與落后地區。因為同情是道德行為的基礎，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經濟水平的提高，全社會應當給予弱勢群體更多的關愛，給予落后地區更多的支持，但這既不意味著弱勢群體就可以不努力了，也不意味著我們西部地區就可以向中央伸手。相反，要運用經濟手段給弱勢群體與落后地區更多的激勵，幫助他（她）們提高向市場要錢的能力（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流人才向市場要錢，二流人才向政府要錢，三流人才向單位要困難補助）。

第3，構建和諧，就是要提倡人本主義精神，但人本主義精神與加強管理并不矛盾。在企業經營管理中，我們不是不要制度、不要管理了，而是要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加強企業管理，規范企業員工的行為。

第4，更重要的是：和諧社會是一個內涵豐富、指標體系完善、更高層次的社會，我們絕不能把它簡單化、庸俗化，更不能曲解它的涵義為己所用。

其次，建立節約型社會是針對我們國家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成本高、資源浪費嚴重而提出的一個發展目標。但是，在社會實踐中被人們誤解了。例如，有人認為，節約型社會就是要每個人節約消費，就是提倡艱苦樸素，就是提倡少花錢，甚至有些餐廳在自助餐席上放著“節約型社會”的牌子，提醒人們少吃一些。這恐怕把節約型社會簡單化、庸俗化了。我們并不排除節約型社會要求在個人消費方面厲行節約，發揮中國人勤儉持家的傳統美德，但是據我理解真正的內涵并不在這里。

我認為，節約型社會更多地要從以下幾方面來理解：

第1，節約型社會是一種人們消費支出更大、生活水平更高的社會，是人們追求生活質量與層次的社會，絕不是抑制人們消費的社會。

第2，節約型社會是對資源開發與消耗的節約，是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中的節約，也就是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中的低成本。借用“十一五”規劃中的表述，就是“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基本遏制，耕地減少過多的狀況得到有效控制”。

第3，節約型社會是通過循環經濟方式來實現的，是資源的循環再利用，目的是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三，劉國光教授的文章提出了一些重大理論與實際問題，尤其是事關我們經濟學發展與學科建設的大事，是值得理論界認真深思與研究的。從現實看，劉教授文章中所反映的一些問題是客觀存在的，是需要我們認真分析與解決的。但是不能把劉教授的文章簡單化，更不能借此文章來否定改革開放。我認為，這與劉老文章的精神是不一致的。

第1，對中國這樣一個既具有悠久歷史，又具有眾多人口的欠發達國家進行改革，確實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的事業。在推動這項偉大事業中不可能不會沒有問題。因此，總結改革開放的經驗，對我們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進行反思是應該的，必要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改革開放錯了，更不是對改革開放的否定。

第2，對我們收入分配中的差距問題進行調整與解決是必要的，但這并未否定收入分配原則。

第3，強調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重要性，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地位是必要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對西方經濟學的否定，更不是不要西方經濟學了。其實，這是一個老問題，在現實中如何處理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上，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始終是學術界關注與討論的一個熱點問題。

第四，我在這里特別要強調：陜西是一個自然經濟與計劃經濟的“雙重”重災區，傳統文化與市場經濟文化同時并存，甚至沖突很大。因此，我們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的會員與這次參加會議的代表看問題一定要一分為二，，一定要有理性與理智，一定要實事求是。

最后，預祝大會圓滿成功，經過討論取得豐碩成果！祝各位與會代表生活快樂，祝丹尼爾·布羅姆利教授夫婦在西安期間過得愉快！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