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國際工商學院，1994年由中國上海人民政府和歐盟共同創辦，目的是通過引進國際化的管理知識幫助中國培養高級管理人員，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

    WTO后企業所面臨的問題全部都是國際化

    贏周刊：教育與實際脫節，是中國教育領域多年來存在的老毛��；關于到底是培養國際化人才還是本土化人才則一直是中國MBA教育的困惑。從1991年國內開始MBA學位教育以來，經過十幾年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這些MBA學院和項目都在不斷地調整自己的辦學方向，但我們注意到中歐卻從一開始就非常堅定培養國際化人才的定位。對此，你們是如何考慮的？

    張國華：國際化的人才即面向國際的人才，我們就是看準了跨國公司進入中國需要人員的本地化、中國企業走向國際需要國際化人才這樣一個市場。所以，我們的課程都是按照這個方向進行設置。在教學的過程中，我們深切地感受到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也有這種需要。事實上，中國進入WTO以后，企業所面臨的問題全部都是國際化。有那么多的跨國公司進來中國與你競爭，所謂的跨國經營、全球化、國際化的競爭都不在本土以外，而是在中國本土上充分展開，無論是服務業、銀行業、保險業還是制造業，中國企業和管理人才沒有這種國際上的同化怎么行。而且，我們的企業要取勝，必須要創造出一套自己的東西。但所謂知己知彼才能克敵制勝。如果說我們對跨國企業如何運作一點都不了解，你如何克敵制勝？其實，我們在培養國際化人才方面的優勢已經逐步為中國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所認可和贊賞，他們認為我們的課程對他們的確有用。好多學員跟我們講，他們會把學到的東西與自己的企業實際相結合，然后去研究制定自己的策略。中歐就是給學員講共通的東西，講規律性的東西，把這些掌握了以后，工商銀行怎么超過匯豐銀行就是工商銀行行長的事情。如果要把所有的事情講清楚，四年也不夠。所以怎么具體解決企業所面臨的問題，就要靠企業家自己去創造。

    贏周刊：那么中歐的教學是如何體現這一特色的？

    張國華：體現在各個教授，我們聘請了北美、歐洲包括中國最好的教授。我們的學生也是面向世界各地進行招收，我們甚至希望今后留學生的比例達到30％。同時我們和世界上35所學校交換學生。我認為除了美國外，都是每個國家排名第一、第二的學校。比如英國的倫敦商學院、法國的HEC、意大利的博科尼、西班牙的IESE、加拿大的西安大略。我們45％以上的學生都可以到這些學校里學習三四個月。

    贏周刊：國際化其實是一個大的方向。中國這十幾年來經濟環境的變化是巨大的。在這么多年的市場探索中，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所培養的職業經理人和企業家，他們身上所需要具備的品質內涵有著怎樣的變化？

    張國華：變化非常大。我舉一個例子，一個國有企業的領導來中歐讀書，他最大的收獲是觀念的變化。以前是領導怎么說他怎么做，國家經貿委和上海市政府的領導怎么說他怎么做。而現在他會想企業一切從市場出發考慮，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對于國有企業的管理來講，他們的改變在于已經開始主動想怎么去尋找市場，怎么去降低成本，怎么去制定企業的發展戰略。還有的學生對我說，以前談判不知道談什么，現在才知道談判最關鍵的有哪些要點必須抓住。這些都是潛移默化的結果。有很多大企業談到大的項目，感覺談不到邊，外方講的和自己講的總是碰不上，現在大家一談馬上就可以切中要害。類似這樣的情況很多。如今，我們企業的思考水平越來越高，他們不斷地在變革，包括判斷人才起用人才。我們發現，目前很多跨國經營的中國企業最需要的是懂得跨國經營的人才。

    贏周刊：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這樣的變化，2001年的時候，中歐建立了自己的民營企業研究發展中心。成立這樣一個機構對于中歐來說，有著什么樣的用意？

    張國華：我們很敏感地發現民營經濟已經成為一種力量崛起于中國經濟社會。中歐民營企業研究發展中心是對中國民營企業整個發展所存在的問題進行研究，他們和全國工商聯以及若干的企業都有著很緊密的聯系。我和吳敬璉教授經常交換一些想法，其中有一點是共同的，我們都感覺到中國很多民營企業已經發展起來，它們會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起著主導地位。其實，從中歐學生比例的變化我們就能夠看到中國經濟情況的變化。以前中歐的學員45％來自國有企業。45％來自外資企業，10％來自政府部門。而現在民營企業的學員明顯增加，私營企業占到24％，外資企業占到43％，政府和股份制企業及其他占9％，國有企業占24％。可以看出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非常迅猛。當然，我們在招收學生的時候也有意識地向民營企業做出傾斜。

    贏周刊：這群來自民營企業的學員帶給你們什么樣的印象？

    張國華：我認為他們是中國的希望。你會發現，在中歐讀書的民營企業家如果是從十幾二十年前開始創業的，相對來說他們的文化程度會比較低，但是如果是五年十年前才去創業的民營企業家，他們當中大多是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而且都比較成功。除此以外，這些民營企業家身上都有種企業家精神，他們跟一般的外資企業經營管理者不一樣，跟國有企業的一些老總也不一樣。他們多出來的那種很寶貴的精神其實就是創業精神，這在課堂教育和各種各樣的活動當中都很明顯地表現出來。

    目前我們學校來自國有企業、外資企業、民營企業的學員比例和組成是非常健康的。同學們除了從教授那里學習知識以外，相互之間也可以進行充分的交流，這對他們將來的事業發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幫助。

    中歐的成功會影響中國高等教育一百年

    贏周刊：90年代初，當幾乎所有的學校還被體制束縛的時候，中歐就有著充分的辦學自主權，它的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體制上的優勢。這是否與中歐獨特的辦學背景有很大的關系？

    張國華：肯定是有關系的，但這跟我們當初的選擇關系更大。1992年歐盟主動找到上海交通大學。當時我在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擔任常務副院長。當時，作為中方來講，我感覺到中國推動市場經濟是改革開放的大勢所趨，而中國的經濟要發展沒有一大批善于經營的企業家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培養這樣一批能夠在充分的市場競爭背景下駕馭企業不斷取勝的企業家和管理人才，僅靠我們當時的管理教育水平和體系不太可能。中國高等教育是到了1979年才恢復管理專業，所有管理專業的老師都是從其他行業轉過來的，講課的方法還是理工科的講課方式。當時的管理學都是指管理科學，而不是工商管理教育，直到1991年全國才有9所學校開始恢復工商管理專業培養MBA，師資嚴重缺乏，雖然市場非常大，但能夠擁有非常豐富的管理知識、對企業進行大量研究包括對案例的分析、然后運用到課堂上來的教授少之又少。對于工商管理教學來說，沒有好的教授，沒有好的教學內容和方法是很難培養出市場經濟所需要的管理人才的。我們必須尋找另外一種方式。在這方面，美國歐洲的商學院已經走了將近一百年，積累了很多豐富的經驗，而這些理念和方法是沒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分的。當時國內已經有24所學校的試點，我們的目標是希望通過完全嶄新的方式推出科學合理的機制來為中國培養出最好的一所商學院。1993年，我們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選擇體制外辦學。

    贏周刊：我們知道，直到2002年中歐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才得到國家教委的承認。當初，選擇體制外來辦學就必然得不到國家的承認。你們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所帶來的風險，包括品牌宣傳的難度？

    張國華：考慮過。但我們是一所新的學校，沒有清華北大復旦那樣好的品牌，如果完全按照國家教委的規定去做，我們可能永遠都跟在這24所工商管理學院的后面走。我們仔細分析了國際商學院的慣例，所有的學院都沒有學位論文，學生的錄取是由考試和面試相結合。我們認為按照當時國家規定以考分選擇學生是不能選出最好的學生的。如果選擇進來的學生不具備應有的經營管理方面的基本素質，那么畢業的學生也就是你生產出來的產品是不會受到歡迎的。

    所以，我們寧可放棄國家的承認去追求體制上的松綁。一個好的商學院它是非常貼近企業，非常貼近社會的。它可以從社會這樣一個廣闊的空間去吸取發展商學院的資源，其根本在于你能否在短時間內在社會上建立你的品牌和信譽。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你就會有取之不盡的資源，包括財務上的支持，所以當時我們首先是要追求社會的承認，企業的承認，真正按照國際上能夠辦好商學院的那套系統去辦這個學�！，F在我發現一個趨勢，越來越多的學校按照國際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改造自己，你可以看到，我們越來越接近。由于中歐有非常好的表現，國家最后還是承認了我們。

    贏周刊：能夠不按體制去做，除了眼光和勇氣以外，是不是有著這樣的資源和條件去做這樣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必須承認，你們的辦學條件得天獨厚。

    張國華：定位對于商學院來說非常重要。定位定錯了就完了，但定位不是說自己想怎么樣就怎么樣，你要看有多少資源來支持你這個定位。當時，我們合作雙方都希望能夠培養出將來能夠適應于全球競爭環境的高級管理人才，我們有這樣的優勢。一方面，歐方這樣的合作伙伴有著資金和一大批學校資源，可以提供各方面的師資支持；另一方面，中方上海交通大學在中國有著相當的品牌影響力，而且熟悉中國環境。這樣的話，雙方知識互補，中歐培養出來的學生與國內的大學相比有著一定的競爭力，也就是差異性。我們的定位就是要為跨國公司提供本地化的人才，為中國企業走向國際提供人才支持。

    實際上中歐很幸運。不管上海人民政府也好，上海交通大學也好，包括歐方辦學單位也好，他們充分相信我們，讓我們放開了手腳。從一開始，我們就在雙方政府協議里面就規定了這個學校有充分的辦學體制，它有聘請教授的權力，決定課程的權力，自己招生的權力同時包括外事的權力。我們的架構是一個獨立的商學院，日常的運作由管理委員會管理，董事會通過方針政策以后便不再干預了。

    贏周刊：當初上海政府和歐盟在籌劃這個項目的時候，他們有著什么樣的初衷？

    張國華：80年代國家經貿委在北京跟歐共體一起辦了"中國歐洲管理中心"，1984年到1994年大概辦了6期的MBA，培養了250多個MBA學生。后來，歐盟就向中國政府提出來希望變項目為學校。當時上海政府非常積極地介入這個項目。她已經看到了國內經濟發展的一個需要：國有企業轉制需要學習，跨國公司入中國也需要人才的本地化，上海要成為經濟金融貿易中心缺的是人，而不是錢。所以她下決心拿出中方的配合資金來投入這個項目。同時，歐盟也看到了上海作為中國經濟發展一個重要區域的潛力，所以也愿意把原來在北京的"中國歐洲管理中心"搬到上海來。上海交通大學主要是代表上海人民政府來行使管理這個學校的權力，是董事長單位。當初，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也一直希望能夠走捷徑把國外優秀的體制引進到中國來，不僅僅和歐盟談，還和美國的很多大學談，和加拿大政府談，還和澳大利亞政府談等等。做成中歐這樣一個項目是合作各方的一拍即合。

    贏周刊：除了體制上的創新，中歐作為中國商學院管理的先行者，做了哪些開拓性的工作？

    張國華：1994年的時候，我們做了一個大膽的舉措，MBA、EMBA、短期課程三駕馬車一起上。按道理是要一步一步來，先做MBA，然后是短期課程，條件成熟了再做EMBA.但是我們感覺時間等不了，必須三個課程同時上。另外，我們以三種不同的價格進入市場，同樣是EMAB課程和短期課程，跨國公司一個價格，然后給國有企業頒發獎學金，價格是當時外資企業的十分之一，政府則更便宜。我們覺得當時的這個決策非常對，國有企業并不能承受跨國公司所能承受的價格，而政府更沒有條件來培養MBA學員，這個市場需要培育。記得我們第一年辦短期課程的時候，我和我的老院長拜訪了上海所有的國營企業和銀行，最后幾乎沒有一個國營企業和銀行送一個人來中歐培訓，盡管那時的價格已經非常便宜，5天1000元人民幣。人家還是感覺太昂貴。中國的教育觀念是不要花錢，或者只需要花很少的錢，有些領導說他們寧可吃飯三千五千一個晚上，也不愿意送五個人來中歐讀書一個禮拜。除了價格，我們當時還有一個很大膽的嘗試，就是開辦EMBA中文班。中國企業家那個時候真正能用全英語聽課的并不多，然而他們的決策決定了整個企業的命運，如果我們不去培養他們而去培養那些英語好的底層工作人員是沒有用的。但是他們英語不行怎么辦，讓他們三年五年學好英語再來上課？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決定搞中文班。課堂上配翻譯，所有的教材翻成中文，這個工作量艱苦得不可想像。我記得頭兩年，我白天在學校干活，晚上回去還要校對翻譯文稿，花了很大的心血。這是一個很大的舉措，我們一下子把中國大企業的領導抓在了手里，他們感覺到學了還真有效果，他們的口碑確立了我們在中國的地位。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張維迎曾講過，中國工商管理教育市場的發展與中歐所做的嘗試是分不開的；那天我碰到張朝陽，他對我說，中歐的成功會影響中國高等教育一百年。

    中歐不可能贏利

    贏周刊：我們知道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是一所非贏利的中外合作教育機構。但是我們也多次聽到你關于"用經營的方式辦商學院"的觀點。我們會說，一家能夠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并重兼收的企業才有可能做成長久的企業。那么，中歐有沒有可能成為那樣的企業？

    張國華：我們沒有可能有利潤。很多人愿意投資中歐，來買中歐的股份，也曾有人想把整個中歐買下來，但我跟他們說，你們別做夢了，想要中歐**是不可能的。我們要做中國、亞洲乃至全球一流的商學院，我們要成為若干個領域里面的思想庫，成立若干個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很多研究工作需要開拓，我們需要大量真正具有國際水準的教授，這些，沒有大量的投入是不可能的。校園的一期建設，政府投資是有限的，我們自己要拿錢出來；二期建設，上海人民政府投資7300萬，而我們則花了大概幾個億；北京校園建設幾乎全是我們自己拿錢出來投入，沒有一兩個億也建不起來的。我們的辦學經費主要還是學費，85％是學費，而10％是雙方政府的投資。歐盟政府每年給我們提供大概2000萬元人民幣左右，市政府則提供我們基礎建設方面的部分費用，比如一期校園、二期校園的建設。

    贏周刊：那么，中國的MBA教育產業有可能盈利嗎？

    張國華：我認為，如果你辦一個好的幼兒園、小學、中學，或者好的培訓機構和一般性的學校都是可能的；問題是看你辦學的目標是什么，如果你只是辦成一個純粹的教育機構，只發碩士學位，不做研究工作，保持教學的一般水平，也許有這個可能。但如果真正想辦一個研究型的學校，或者研究與教學并重的學校，而且是要國際一流的學校，要有國際一流的師資，那么我認為，按照中國目前的支付能力水平，我們需要的錢遠遠不夠，這個成本太高了。

    看看美國好的學校的投入，你就知道我們的困難。目前，國家需要我們若干所大學辦成國際一流的大學，我不說別的，單從財務包括人力物力來說，我們的大學在財政上的困惑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們說一個好的學校關鍵是好的教師，一個好的品牌才能吸收好的學生。你要辦成國際一流的學校沒有國際一流的教師你談都不要談，你要辦成國際一流的學校沒有國際一流的管理人員你也談都不要談。所以憑中國現在這種支付能力是不是能夠辦成一所國際一流的學校，我是懷疑的。這種支付能力就是指學校財政上的支持力度。所謂一流學校就是教授之間的比較，學生之間的比較，學校與學校設施的比較。當初我們能夠在市場上有諸多創新性的舉措，前提條件是我們得到了歐盟和上海人民政府財務上的支持，有了這些錢我們才有了很多開拓性的工作，才沒有財務上很大的困惑。

    贏周刊：那么，我們憑什么與國際一流的學校競爭，或者說我們是不是有可能成為未來的國際一流？

    張國華：我們知道我們跟世界上最好的商學院差距很大，但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能夠按照國際公認的標準辦學。

    贏周刊：比如參加國際排名？

    張國華：是有這種意識。當初我們是主動與排名機構聯系的。參加國際商學院評估，給我們一個很大的鞭策，特別是世界權威評估，如美國的《商業周刊》，歐洲的《金融時報》，它們的評估標準是比較科學的，得到了全球商學院的認可，參加這樣的評估就會對自己有壓力。中歐從辦學第一天起就希望成為中國最好的、國際上最好的商學院，因此我們按照國際公認標準規范自己的行為。如果有可能的話，我覺得中國應該有更多的商學院參與全世界的競爭。

    當然，中歐參加國際上的評估也是處于一種無奈。曾經，國內62所學校做了一次排名，合作辦學也做了一個，中歐都沒能參加，因為我們既不是中國政府發的學位也不是外國學校的學位，我們發的是自己的學位。我們感覺到這樣對我們很不利，我們通過什么比較來說明我們是比較好的或者是最好的？所以我們就大膽地嘗試去參加國際排名，首先是亞洲的ASIA Inc.，還參加了"經濟學人"集團的《Which MBA？》雜志的排行。今年是中歐連續第三年進入英國《金融時報》發布的全球EMBA課程排行榜的前50名，在全球商學院的EMBA課程中，名列第34.我覺得排名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不要自己說自己是最好的，最好讓社會對你的產品做一個評價。某種程度上，一個科學的評價體系可以使比較弱比較小的商學院有機會冒出來。所以我還是積極主張，如果有可能的話，中國應該有更多的商學院參與世界的競爭。

    張國華教授簡介：

    工作經歷��

    1994至現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副院長兼中方教務長�煿芾韺W教授

    1992～1994，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

    1990～1991，英國伯明翰大學碩士學位1984～1990，上海交通大學黨委辦公室副主任 正處級

    1982～1984，上海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助教、副系主任1978～1982，上海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學士學位

    研究方向�煈鹇怨芾恝� 國際商務